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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多智庫是如何運作的
发布时间:2014-12-06 18:36:54 |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 作者:王辉耀 |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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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依托于政府又独立于政府综合考察上述几家美国顶尖智库,可以总结出他们在运作方式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既依托于政府但又独立于政府,而且智库内部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的机制也很健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

美国智库的全球化发展 

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智库,近十年来在全球化发展方向上迅速迈进,其中有不少经验对中国的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洛杉矶记者

  于大波报道员王晓群

  为了解美国智库发展状况及其经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先后采访了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美国顶尖智库及研究智库问题的有关专家。

 

  世界上智库最多的国家

  根据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9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全球共有6305家智库,分布于169个国家,其中北美洲有1912家(占比30%),欧洲有1750家(占比28%),亚洲有1183家(占比19%)。

  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根博士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全球范围内的智库数量比十年前有了大幅增加,各类智库在促进国际间交流、搜集信息、制定和分析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北约等,也都逐渐认识到了智库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麦根说,“当智库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的时候,许多智库本身也在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它们执行着各自的全球扩张战略,在国内和国外不断扩建多个运营中心。这些组织生成了新的智库网络,以帮助制定和评估政策方针,形成了联系各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民间社会团体的纽带。”

  与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英国相比,美国的智库起步比较晚,但在二战以后,美国智库的发展跃居世界首位。目前美国拥有1815家智库,数倍于英国的智库数量285家。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世界上智库最密集的城市,总共有393家智库。此外,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智库数量都超过100家。

  麦根指出,尽管智库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各个不同政体的国家,却均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即如何保存智库的独立性和真实性,以便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科学和专业性意见。他认为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其突出,由于发展中国家智库资金有限,法律不健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智库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还十分有限。

  

    资金来源多元保持独立性

  布鲁金斯学会是多年来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也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1916年,罗伯特·布鲁金斯同其他改革家们一道,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政府研究学院,旨在推动高效治理,并用科学方法研究政策的制定。该学院分别于1922年和1924年成立经济研究所和研究生院,并在1927年将三家机构合并为一: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的最初资金来源于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这些支持者们到现在仍然保持着与布鲁金斯的合作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美国智库在发展早期就意识到在政策制定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资金来源上也就有相应的考虑。“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左右是来自民间的捐款,而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只占3%~4%,这有助于学会长期保持无党派的独立立场。”李成说,“布鲁金斯非常注重收支平衡,使资金状况能够适应当前及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需求,并通过高效的基金管理运作,以确保各个研究项目的正常进行。”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年报,学会在2009年度的总资产为3.48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资产比2008年度缩水了近15%,但这样的家底在美国众多非营利机构中还算得上是非常殷实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经费支出结构也颇为耐人寻味。2009年度占最大比重的支出是外交政策(30%),随后是经济研究(25%),全球经济(13%),城市政策(12%)和治理研究(6%)。从中不难看出布鲁金斯学会放眼全球的定位。

  兰德公司是美国另一家全球闻名的智库,虽然其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但是长期以来坚持自己只是一个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工作,与美国政府保持客户合同关系。根据兰德公司发布的2009年度财报,公司该年度总收入为2.36亿美元,其中20%来自于美国空军、12%来自于美国陆军、19%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安全机构、17%来自于美国卫生部及相关机构、3%来自于其他联邦政府机构、7%来自于州和地方政府机构。

  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董事托马斯·麦克诺尔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兰德公司努力通过拥有不同性质的客户的形式来保持其独立性。虽然兰德的客户大部分是美国联邦政府,但是即使就一个客户而言,比如五角大楼,其内部也有陆、海、空、情报、国防部长办公室等机构,有许多不同的部门。兰德通过与不同部门打交道,来实现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兰德还有许多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及海外的客户等,而慈善捐赠的支持也使得我们有能力开展更多具有公益性的研究项目。”

  

    依托于政府又独立于政府

  综合考察上述几家美国顶尖智库,可以总结出他们在运作方式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既依托于政府但又独立于政府,而且智库内部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的机制也很健全。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博士长期致力于智库问题的研究以及智库建设的实践,目前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是布鲁斯金学会的访问研究员。他指出,尽管兰德公司等智库的大部分研究项目与经费来自政府,但如果研究成果糟糕,政府完全可以不买单。

  王辉耀指出,中国国内舆论对美国智库的宣传有一些误导,使人产生了以下误解:兰德公司的大部分项目研究经费来源于美国政府;布鲁金斯为奥巴马政府输送了大批高层官员。于是一些人得出了以下结论:美国智库标榜的独立性很虚伪。

  针对这一看法,王辉耀分析说:智库的核心是政策研究,怎么可能不跟制定政策的政府密切来往?尽管政府也会拿出少量的项目资金支持智库,但这并不影响智库的独立性。所谓独立性是指智库的独立性与研究的独立性。兰德、布鲁金斯等智库不受美国某一行政机关直接管理,他们的研究员不是政府公务员。之所以受到政府的重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权威与公信力。

  王辉耀认为,为确保智库研究的独立性,也可通过合理的管理来保证,即将经营与研究分开。当然,如果没有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智库研究采纳机制的完善,这种独立性可能是表面的。

  据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董事麦克诺尔介绍,兰德公司现有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监事会,以确保机构运转的独立性。监事会成员对兰德公司具有管理支配权力,虽然他们并不拥有兰德公司的任何财产。

  麦克诺尔强调,经过数个阶段的演变与发展,兰德公司已经不再只是专注于军事与国家安全领域,而成为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兰德对其每个研究分部进行定期的审查,包括邀请外部专家参与的独立审查,审查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质量标准严格审查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

  

    人才积累是核心竞争力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李成表示,决定智库影响力的最关键因素是人才,要看研究人员水平如何。据介绍,布鲁金斯学会现有400多位研究人员,其中有75位资深研究员,还有大约100位客座研究员和近40位访问学者。李成说,智库的影响力跟资源有关系,只有经过数十年的长期积累才有人才的汇聚;从另一方面说,人才会提高智库的地位,使它真正有话语权,这样智库才能左右逢源。

  美国各大顶尖智库极为重视研究人员的培养,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

  李成表示,布鲁金斯学会跟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跨党派的“旋转门”。“我们处在一个独立的地位,没有特别强的党派色彩。如果民主党当政,我们的研究人员更多是共和党的;共和党当权的时候,民主党退下来的人进入我们的队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独立性和对政府批评的作用。同时由于跟前政府官员、现政府官员或者未来政府官员之间紧密的关系,我们并不担心骨干人才交替带来的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目前有17名研究员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大使级以上的要职,包括总统首席亚洲顾问、副国务卿、预算署署长以及驻联合国大使等。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传统基金会曾积极支持过里根政府,当时基金会有11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任职。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执政时期,它也是影响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智库之一。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德雷克·塞瑟斯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于他个人而言,传统基金会主要有两点很吸引他:“第一,它建立在我强烈认可的一些原则之上:小型政府、开放市场、强大的国家防御。内部存在分歧是难免的,但当大家秉持共同的核心理念,留住专家是非常容易的;第二,传统基金会拥有负责媒体、政府关系、市场等分支部门,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担当起所有我不擅长的工作,让我可以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项目研究之中。”

  据了解,目前大约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1600名员工在为兰德工作,使得整个研究团队在工作经验、学术训练、政治和思想观念、民族、性别和种族方面相当多元化。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董事托马斯·麦克诺尔说,“我们的项目团队都是从公司的950名专业人员中选拔组成,他们的研究专长几乎涵盖了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到医学和工程的所有学术和专业领域。同时兰德善于借助外力——如果要迅速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开展新课题研究,就必须充分借助各领域专家的才能。”

  

    强烈关注中国

  目前很多美国智库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甚至与中国一些大学联合建立了研究机构,也包括对本土一些智库进行资助。

  据塞瑟斯介绍,该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早在27年前就成立了,早于人们开始对亚洲进行广泛讨论的时间。“我们比较早地预见到了亚洲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对于亚洲的了解可以更好地帮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完善外交策略。”

  塞瑟斯说,“我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在总体上是健康的,无论对于问题的看法一致与否。在符合我们自己原则的基础上,传统基金会的立足点与中国和印度政府的利益保持一致;不符合我们原则的,我们也会保持己见。我们尊重并且受益于我们跟亚洲政府、私人部门代表、学者等的良好关系,但坚持原则对我们而言仍然是最首要的。”

  王辉耀说,中国应该抱着开放的态度欢迎国外智库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国外智库既可向中国的智库提供资助并开展合作,也可与中国智库展开竞争,最终起到了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帮助中国发展的作用。“当然,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开放不意味着不设防。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对外资在中国建智库的态度也是如此,整体态度是开放而欢迎的,但开放中有谨慎,我认为这也是值得赞赏的态度。”

  李成也持相同观点。他表示,近几年来,国际顶级智库对中国研究的最大热点,集中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下发挥的角色与作用、中国的国内社会发展等三个方面。为了加强对华研究与合作,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设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并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北京办事处,即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据称,该中心提供前沿的研究、分析、对话与出版服务,聚焦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中国邻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仅在2009年,布鲁金斯在华参与举办了四次大型的交流活动。

  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董事托马斯·麦克诺尔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在冷战结束以后,亚洲逐渐成为兰德扩展海外研究的重点。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设立的亚太政策中心是针对美国和亚洲的关系以及亚洲面临的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机构。在亚太政策中心近期研究的九个重点课题中,就有三项与中国直接相关,即“创建美中政策新框架”、“对中国最大的经济挑战的分析”和“关于中国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排放物的研究”。此外,有关信息革命对亚洲社会的影响的研究也与中国密切相关,兰德在一年多前还为中国天津滨海新区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了研究咨询服务,主要探讨如何通过着力于新兴高技术应用来最好地促进地区发展和经济增长。

  麦克诺尔称自己每年大约要有四次访问中国,其中去年11月中旬拜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他认为,两个机构的人员结构及部分研究领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为两机构今后开展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希望尽快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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